在之前的《出鞘》中,我们简单提到了之前历史研究者对“抢占T字”的误解。

受当时的主题以及时间所限,我们并没有就这一话题深入展开。但其实细究之下“T字阵位”背后还有很多有趣但不太为人所知的小细节。

从现代研究者的角度上来说,“抢占T字头”或者用英语说的Cross T、日语说的“丁字战法”,最早成为一个海军术语的大致时间范围大概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之间。至于究竟是谁第一次提出了占领T字阵位头上一横的战术思想,至今已很难考证。不过从结果上来说,在这一术语出现后,第一个公认的、能用这一术语来形容的海战阵位,其实就是日俄对马海战。

但我们知道,在牛顿发现牛顿三定律之前,这些物理规则并非不存在。哪怕并不懂得其中的机理,但这样的规则实际上早就成为了人们的常识——比如虽然没有牛顿第二定律,但是人们根据常识也能够知道,用更大的力气能够把东西扔到更远的地方去。在海战中,T字阵位两个组成部分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也早就在数百年的海战实践中为优秀指挥官们所利用。

从“硬件技术”上来说,T字阵位出现的先决条件是战列线的出现和推广。目前海军历史学家们能够考证最早的“类战列线”出现在1502年的卡里卡特海战之中。但其实这一时间点对于海军战术的进化的意义并不是很大,毕竟战列线在其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成为海战的首选阵型,更不用说交战双方能够排着整齐的战列线“线上互撸”了。

目前有据可考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战列线与战列线之间的战斗,出现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之前的英荷摩擦期。1652年5月19日,英荷舰队在不列颠群岛南岸的多佛附近海域排着整齐的战列线爆发了战斗。有趣的是,这场有史以来第一次战列线对战也同时促成了海战史上的第一个T字阵位——当天下午4时许,在遭到了英军的挑衅式攻击后,荷兰传奇海军上将马腾·特龙普指挥荷兰舰队从上风位置切向了英国舰队的前进方向。从今天看来,特龙普的本意并非为了抢占T字一横的“有利阵位”,反而更像是为了尽早的与英国舰队进行接触以保护在其身后的荷兰商船团。

同时由于此时炮战在海战中的地位还远没有后来那样重要,所以这种实际上无意识的T字阵位也无法直接决定交战双方的优劣势。在激战了5个小时后,双方舰队互有损伤。随着夜幕降临,荷兰人首先退出了战斗,无心恋战的英国人也趁此机会与荷兰人脱离了接触,这场海战最终以平局收场。其后,在老将特龙普和其继任者奥布丹相继战死后,更具传奇色彩的米歇尔·德·鲁伊特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临危受命,成为了荷兰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也正是在德·鲁伊特的带领下,荷兰共和国的海军将战列线中的战术机动推向了一个高潮,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后来被称为抢占T字头的机动方式——虽然德·鲁伊特的本意大概也并非要发扬舰艇的火力优势。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在海战中标准的T字阵位并不容易实现,所以基于“标准T字阵位”为基础,通过“队首舰以外的舰艇无法向前射击”的方式解释的所谓“T字阵位上双方的火力优劣势”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存在或者表现的并不明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包括对马海战),一方的战列线切入另一方战列线的前进方向的最初用意其实是阻断对方的前进方向、打乱其阵型并迫使其进行调整。

以四日海战为例,德·鲁伊特曾多次率领荷兰本队插入英国战列线中间,迫使英国战列线脱节,并希望将其各个击破。在四日海战一个多世纪后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之中,德·鲁伊特的这一战术在同样鼎鼎大名的纳尔逊手中得以继续发扬。不过与德·鲁伊特不同的是,纳尔逊并非像德·鲁伊特那样在战列线上临机应变。而是早有预谋的在战斗开始阶段就将舰队分成两路,以后来我们所说的“T字不利”的阵型将法西联合舰队分割成了三个部分。

不仅仅是在舰艇火力较为贫弱的风帆战舰时代,就在以“丁字战法”闻名的对马海战爆发之前一年的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也是以与在对马海战中同样的方式对俄国太平洋舰队出逃的舰艇进行拦截的。在战斗开始后6小时15分、7小时和7小时15分,日本联合舰队本队曾先后三次左转以压制俄太平洋舰队的前进方向。不过出于种种不知名的原因,这次海战中日舰队侵入俄舰队前进方向的机动,并没有被冠以“丁字战法”的名称(或许是其知名度不如对马海战?)。

当然,我们也并非是说T字一横不存在火力优势,而是说此前的表述并不准确。在较长的战列线上,首舰和尾舰之间的距离通常较远。这意味着两者在射击同一位置上的目标时主炮的射向也会有较大差别。而T字一横上的一方通常会领先对手数个身位,这就使对方舰队更容易暴露在己方的射界之内。而与之相对,由于劣势方战列线尾部的舰艇过于靠后,优势方队尾的舰艇非常有可能超出其尾部炮塔和中部炮塔的射界。

此外,基于上述原理,T字优势方的射向方向通常可以比劣势方更加靠近船体的正横向位置,这十分有利于消除火炮耳轴摆动引起的射击偏差。这意味着T字优势方的理论射击速度和射击准确度都要高于劣势方。要知道,在舰艇火控能够模拟海平面之前(相当于舰炮双稳),火炮耳轴的摆动引起的误差是很难控制的。

由于上述优势几乎完全建立在舰艇的火控性能和火力投射能力之上,所以其重要性也在随着海军火力的发展而改变。比如在日俄战争时期,大口径舰炮的射速,精度都极其有限,小口径速射炮“钝刀割肉”式的火力投射是这一时期海战的“主力输出”。这使得T字优势方无法期待在短暂的T字优势阵位取得什么决定性的战果。

而到了一战与二战早期,战列舰的“无畏化”革命使大口径重炮成为了海战的绝对主力输出手段,而现代化的火控系统又使其在较短的窗口时间内能够取得较高的射击精度,于是T字头的作用也随之凸显。再到二战后期,英美两国的火控革命使得舰炮可以几乎完全消除火炮耳轴摆动而引起的射击误差,这又使T字双方的火力差距被迅速拉近,T字头的意义也随之缩水。

最后,不得不说的一点是,不论是T字头截断敌方舰队前进方向的作用,还是其火力优势,更多的还是建立在劣势一方的兵力劣势和低下的组织能力上。反之,如果T字劣势方本身就拥有极为强悍的组织力和战术机动能力,T字优势的意义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以我们上文提到的T字头优势最明显的一战海战来说,1916年爆发的日德兰海战就完美的呈现了这一点:

在贝蒂舰队诱敌成功后,杰里科上将打出了“等速,查理,伦敦(Equal Speed Charlie London,等速即不改变航速,查理是线列机动指令,伦敦为方向代号)”的旗语,命令整个舰队六路纵队向东偏北形成一条完整的战列线。在接下来的三四个小时内,英国大舰队4次变阵,2次以近乎完美的T字头横在了公海舰队战列线的“脸上”。在这4次舰队机动中,英国大舰队阵型变化之复杂,战术执行之准确,在人类海战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与之一时瑜亮的是,舍尔率领的德国公海舰队在第一次被英国大舰队抢占T字头后,立刻命令舰队前卫的驱逐舰在两支舰队之间施放烟幕,并以雷击干扰大舰队行动。与此同时,德国战列舰队各舰同时右转16个罗经点(向右转弯180°),队尾变队首脱离了与大舰队的接触——要知道,舍尔手下的战列线由16艘舰况、设计指标各不相同的战列舰组成,想要在这样的“史诗级”机动中不发生混乱,没有舰艇掉队,实在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

最终,德国公海舰队优秀的战术素养挽救了他们自己——可以想象,如果舍尔选择与对马海战中东乡平八郎一样的转向方式,公海舰队的损失就绝不可能仅仅是吕佐夫一艘战列巡洋舰这么简单。他们很有可能被拖入英军更占优势(抛开战术素养不谈,英国人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肉搏式”近距离交战而遭到彻底毁灭。同时反过来说,这场战役的结果也显示出了其与对马海战在根本上的不同——如果是幼儿园学生打架一两招“绝技”就足以制敌;而绝顶高手之间的对话,可能看似其貌不扬,但在瞬息之间其实生死之数已经几番易位。

在日德兰海战结束之后,由于舰队维持成本的急剧攀升和二战后开始的海军航空兵革命,大型战列线就已经罕见于战场。二战结束之后,导弹化的浪潮又席卷了各国海军,这也最终将战列线与T字头抛弃在了历史的车轮之后。但正如文学界的经典名籍一样,不论何时,只要回想起这段上下纵横数百年的壮丽史实,总难免让人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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